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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洪炼丹图册

   当时，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（氧化铅）、三仙丹（氧化汞）等，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。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，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，他指出，对丹砂（硫化汞）加热，可以炼出水银，而水银和硫磺化合，又能变成丹砂。他还指出，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，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。在葛洪的着作中，还记载了雌黄（三硫化二砷）和雄黄（五硫化二砷）加热后升华，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。

   此外，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，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。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，铜青（碳酸铜）治疗皮肤病，雄黄、艾叶可以消毒，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。这些记载，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。雄黄中所含的砷，有较强的杀菌作用。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，毒虫很怕它，所以中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。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，所以能治皮肤病。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，所以用来做防腐剂。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，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抱朴子图册

   葛洪在中年时，晋元帝及晋咸帝都曾赐召他高官厚爵，都被他拒绝了。后来，他厌于在家中总被人催请做官，又听说了交趾（今越南北部）一带有炼丹的原料，就主动要求到那里去做县令。皇帝以为这很辱没他的才能，但他并非为了高官厚禄，而是为了方便取得炼丹的原料。上任时，在他经过广州的时候，刺史邓兵留住了他，提供给他炼丹的原料，于是他就隐居在罗浮山，从事炼丹术。

炼丹图册

   他在《抱朴子外篇》中，专论人间得失，世事臧否。主张治 乱世应用重刑，提倡严刑峻法。匡时佐世，对儒、墨、名、法诸家兼收并蓄，尊君为天。不满于魏、晋清谈，主张文章、德行并重，立言当有助于教化。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，长期从事炼丹实验，在其 炼丹实践中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。
他在《抱朴子内篇》中的《金丹》和《黄白》篇中，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，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，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，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，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，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，成为炼丹史 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。

   金城山有99座山峰、36处泉水、48个山洞。金城山又名金粟山、金山、金峰、金子岭，据说藏金粟数万石于广福门内金库中，里面有金马悠悠拉磨，倘若紧贴石壁，拉磨声便会隐约传来。金库童谣：石马（石马寨）对石鼓（打鼓寨），黄金亿万五。谁能识得破，能买重庆府。进山门100余米处是“小西天”；南京门传说是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所建。山上有“神仙洞”，据说东晋道学家葛洪曾在此修道，著有《抱扑子》等经书，每逢阳光灿烂之风，便将经书一一摊开，放在洞顶巨石上晒，以求得到真经，故名“晒经石”。

葛洪图册

   他的医学著作《肘后备急方》，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（带在身边）的应急书，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。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，这都是他在行医、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，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，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，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、药物难找、价钱昂贵的弊病。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，用浅显易懂的语言，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，只要弄清灸的分寸，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。

   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。他所指的急病，大部分是我们现今所说的急性传染病，古时候人们管它叫“天刑”，认为是天降的灾祸，是鬼神作怪。葛洪在书中说：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，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。我们都知道，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（包括原虫、细菌、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）引起的。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，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，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。葛洪能够排除迷信，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，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   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里面，记述了一种叫“尸注”的病，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，并且千变万化。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，只觉得怕冷发烧，浑身疲乏，精神恍惚，身体一天天消瘦，时间长了还会丧命。葛洪描述的这种病，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。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。肺结核、骨关节结核、脑膜结核、肠和腹膜结核等等，都是结核菌引起的。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。

   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。犬就是疯狗。人被疯狗咬了，非常痛苦，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，只要听见一点声音，就会抽搐痉挛，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，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“恐水病”。在古时候，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。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。例如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《黄帝内经》里就说，治病要用“毒”药，没有“毒”性治不了病。葛洪想，疯狗咬人，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，从伤口侵入人体，使人中了毒。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？他把疯狗捕来杀死，取出脑子，敷在犬病人的伤口上。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，有人虽然发了病，也比较轻些。(发病轻应该是古人知识不足造成的误解,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100%,不管轻重都无差异)葛洪用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，含有免疫的思想萌芽。大家知道，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，注射脑炎疫苗可以预防脑炎，注射破伤风细菌的毒素可以治疗破伤风。这些方法都是近代免疫学的研究成果。

   “免疫”就是免于得传染病。细菌和病毒等侵入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本来有排斥和消灭它们的能力，所以不一定就发病，只有在身体的抵抗力差的时候，细菌和病毒等才能使人发病。免疫的方法就是设法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，使人免于发病。注射预防针，就是一种免疫的方法（现代免疫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，注射预防针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）。葛洪对狂犬病能采取预防措施，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。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。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，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，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，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。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，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。

   在世界医学历史上，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，一种是天花，一种叫恙虫病。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里写道：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，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，起初是些小红点，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，很容易碰破。如果不好好治疗，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，人还要发高烧，十个有九个治不好，就算侥幸治好了，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。小瘢初起发黑，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。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，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。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，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，比雷撒斯要早500多年。

   葛洪把恙虫病叫做“沙虱毒”。现已弄清楚，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，叫“立克次氏体”。有一种小虫叫沙虱，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，使人得病发热。沙虱生长在南方，据调查，我国只有广东、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。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，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。原来他酷爱炼丹，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。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。沙虱比小米粒还小，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。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，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。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，要早1500多年。

   据载，葛洪还撰有《肘后救卒方》和《玉函方》。“余所撰百卷，名曰《玉函方》，皆分别病名，以类相续，不相杂错，其《救卒》三卷，皆单行径易，约而易验，篱陌之间，顾眄 皆药，众急之病，无不毕备，家有此方，可不用医。”葛洪在《抱朴子内篇·仙药》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、生长习性、主要产地、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，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，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举凡名医，必有一段艰难的求学历程，以其超人的毅力去探索和学习。葛洪的一生可谓精彩，而且颇具传奇色彩，他的聪慧睿智帮助他开拓了医学上的新领域，在临床急症医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   葛洪一生著作宏富，自谓有《内篇》二十卷，《外篇》五十卷，《碑颂诗赋》百卷，《军书檄移章表笺记》三十卷，《神仙传》十卷，《隐逸传》十卷；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、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。另有《金匮药方》百卷，《肘后备急方》四卷。惟多亡佚，《正统道藏》和《万历续道藏》共收其著作十三种。

   他是早期的化学家。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？在封建社会里，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，妄想长生不老。有些人就想炼制出“仙丹”来，满足他们的奢欲，于是形成了一种炼丹术。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，用火来烧炼。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，产生出新的物质来。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，当然是炼不出来的。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，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，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。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，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。
当时，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（氧化铅）、三仙丹（氧化汞）等，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。

   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，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，他指出，对丹砂（硫化汞）加热，可以炼出水银，而水银和硫磺化合，又能变成丹砂。他还指出，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，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。在葛洪的著作中，还记载了雌黄 （三硫化二砷）和雄黄（五硫化二砷）加热后升华，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。

   此外，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，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。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，铜青（碳酸铜）治疗皮肤病，雄黄、艾叶可以消毒，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。这些记载，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。雄黄中所含的砷，有较强的杀菌作用。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，毒虫很怕它，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。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，所以能治皮肤病。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，所以用来做防腐剂。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并非严格对立（聂文涛语）。作为一个道士，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，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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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有嵇康者，师黄老，尚玄学，精于笛，妙于琴，善音律，好仙神。是年尝游天台，观东海日出，赏仙山胜景，访太公故地，瞻仙祖遗踪，见安期先生石屋尚在，河上公坐痕犹存。至女巫之墓，墓与屋相连，人与鬼同居，乃叹曰：“阴阳两界，实一墙之隔耳”。遂夜宿仙台，见月光泻泻，清风徐徐，碧波荡荡，仙岛渺渺，天台巍巍，星汉迢迢。赞曰：大美不言，真人间仙境也。忽闻谷中琴声幽幽，玄乐绵绵。寻声觅去，至一茅舍。屏息静听，恐乱仙音也。曲终，一清丽女子开门曰：“先生光临寒舍，不胜荣幸。请入内稍坐”。康喜遇知音，欣然入室。备茶对坐，方知是谷中女巫。虽人鬼殊途，竟一见如故，彻夜长谈。或论天地自然生死轮回之法，或证诗词音律琴棋书画之妙。谈至兴浓，康曰“敢问神女所弹何曲？”神巫曰：“情之所至，信手而弹耳，无名之曲”。康请教再三，始授之，今《孤馆遇神》是也。神巫曰：“见先生爱琴，吾另有《广陵散》相赠。此乃天籁之音，曲中丈夫也，不可轻传”。康问“何人所为？”对曰：“广陵子是也。昔与聂政山中习琴，形同骨肉也”。康恍然大悟，恭请神女赐之，习至天明方散。

   康毕生独爱此二曲，必择雅静高岗之地，风清月朗之时，深衣鹤氅，盥手焚香，方才弹之。虽有达官贵人求教，概不相传。及康将刑东市，三千太学生“请以为师”，终不得许。康刑前索琴而扶。玄起处风停云滞，人鬼俱寂，唯工尺跳跃于琴盘，思绪滑动于指尖，情感流淌于五玄，天籁回荡于苍天，仙乐袅袅如行云流水，琴声铮铮有铁戈之声，惊天地，泣鬼神，听者无不动容。曲毕慨然长叹：“袁孝尼尝请学此散，吾靳固不与，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！”，竟慷慨赴死。海内之士，莫不痛之。”

文章微妙，德行为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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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以文章为精，以德行为粗，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。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，哗众取宠，而是有其根据的。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，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，因此属于有事，容易判断，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，因此优劣易见。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，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，相对于德行而言，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，其体微妙，难于定规，而且由于众口难调，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，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。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，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，也有人将其贬入地，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，使人一时不知去就。

    葛洪还对德行为本、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，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，犹十尺之与一丈。谓之余事，未之前闻。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，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，将上天垂象、鹰负八卦、龟背六甲、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、文王周公之谥号、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，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性。他认为文之所在，虽贱犹贵，文饰能够提高事物的价值。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，梁简文帝萧纲、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，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   葛洪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。文饰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也是儒道两家长期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。道家强调保持先天的素朴的本质，全真保性，自然自足，反对外在的雕饰，认为五色令人目盲，五味令人口爽，五音令人耳聋，有机物必有机心，外在的文明只能伤身害性，对人没有任何好处。而儒家则强调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，认为礼乐教化和伦常分际相对于原始的浑沌状态是一种提高，人只能且只应作为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人存在，担负起的自己依照某种社会角色所应当承担的职责，人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存在，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换都是必要的、合理的，反对道家那种逃避社会、离群索居、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。孔子对此持中庸的态度，他认为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，主张文和质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，不以质害文，也不以文害质，将先天的美质与后天的文饰结合起来。

   葛洪学兼道儒，在修身养性方面，他主张依照道家的原则，见素抱朴，不为物役，天真自然，不事雕饰，而在经世治国方面，他又赞同儒家的方式，重视教化，抬高文学，认为虎豹之皮胜过犬羊之皮，文饰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，也是合理的、进步的、有宜的。

判微析理，斟酌前言

    葛洪不仅力求提高文学与文章的地位，还对文章的选材和创作方法颇有独见，他在《辞义》篇中集中表达了这些观点。葛洪认为，构成文章的材料来自两个方面，一是判微析理，二是斟酌前言。文章须有待而成，所谓言出有据，这种根据不是自天而降，而是源于作者对外物的观察与思考，即所谓判微析理。文章有感而发，没有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真细致的观察和分析，就无从见其幽微、知其玄奥，如此则写出的文章不是空洞无物，便是人云亦云，缺乏见地和新意。葛洪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。

文贵丰赡，不拘一格

   葛洪出入道儒，学兼内外，其思想是复杂而又矛盾的，他一方面期于丘园，逍遥高蹈，想做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士，一方面又未免邦家之思，不忍独善其身，忧国忧民之热情溢于言表，表现在文学思想上，他一方面高扬文章的艺术价值，为魏晋以来的华丽文风辩护，一方面又反对不顾社会现实，不见民间疾苦，一味地香艳，粉饰太平，谄媚当路。他认为，文章形式的美尽管重要，但若徒具衣冠，言不由衷，缺乏济世救国之大志，不具赈贫扶弱之热情，这种美虽美无益，只能是一种苍白的病态的美。

    葛洪对为文之道的论述是全面的，除上述诸条之外，他还指出了作者易犯的毛病。一是缺乏自知之明，本为偏才，却不知扬长避短，强欲兼之，非要自暴其短，逞强好胜，故不免贻笑大方。二是才高文烦，广譬博喻，欲舍不能，故散珠碎玉，不成条贯，美人丰肌，难入楚宫，陆机才多之患，即此类也。三是思浅言工，文多质少，故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皮肤鲜润，骨骼迥弱，华而不实，言不由衷。葛洪认为，真正的美文华章应当出自兼通之才，其人应博学多识，天文物理，无所不解，王道人事，无所不知，内外兼通，故能文质相应，外并日月星辰之高丽，内蕴大海玄渊之深妙，如此立言，方不负经国之大事，如此为人，自然身贱而名贵，千载而弥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