葛洪 编辑

葛洪(公元284~364年)为东晋道教学者、著名炼丹家、医药学家。字稚川,自号抱朴子,汉族,晋丹阳郡句容(今江苏句容县)人。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,世称小仙翁。他曾受封为关内侯,后隐居罗浮山炼丹。著有《肘后方》等。
本    名
葛洪 
字    号
稚川 
抱朴子
所处时代
 东晋时期
出生地
晋丹阳郡句容(今江苏句容县)
出生时间
公元284年
去世时间
公元364年
主要作品
《肘后方》、《抱朴子》
主要成就
钻研道教、研究医学、创作著作
擅    长
 针灸
人物生平
葛洪葛洪图册

  葛洪,字稚川,号抱朴子,人称“葛仙翁”,丹阳句容县(今江苏省句容县)人。约生于晋太康四年(公元二八三年),卒于东晋兴宁元年(公元三六三年)。 

   晚年,他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,既炼丹、采药,又从事着述,直至去世。对他的一生,明代陈嘉谟在《本草蒙筌》中引用了《历代名医像赞》的一首诗来概括:“陷居罗浮,优游养导,世号仙翁,方传肘后”。但这只说出了他炼丹采药,隐逸求仙的一面。而他另外的一面却被忽略了。其实,他是古代一位鼎鼎有名科学家,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,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。
他的着作,约有五百三十卷。不过,大多已经散佚,流传至今的,主要有《抱朴子》和《肘后救卒方》。

   《抱朴子》是一部综合性的着作,分内篇二十卷,外篇五十卷。内篇说的是神仙方药,鬼怪变化,养生延年,禳邪却病等事,属于道教的着作。但其中《金丹》、《仙药》、《黄白》等部分是总结中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;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,世道好坏等事。其中《钧世》、《尚博》、《辞义》等篇,是著名的文论着作。《肘后救卒方》简称《肘后方》,是他在广东编着的一部简便切用的方书。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,采药容易,价钱便宜。而且,篇帙不大,可挂在肘后随行(即今天所说的袖珍本),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、旅途,也可随时用来救急。所以,受到历代群众的欢迎。葛洪的医学着作,据史籍记载,尚有《金匮药方》一百卷,《神仙服食方》十卷,《服食方》四卷,《玉函煎方》五卷。
炼制丹药

炼丹葛洪炼丹图册
    在封建社会里,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,妄想长生不老。有些人就想炼制出“仙丹”来,满足他们的奢欲,于是形成了一种炼丹术。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,用火来烧炼。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,产生出新的物质来。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,当然是炼不出来的。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,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,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。炼丹术在中国发展得比较早,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。

   当时,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(氧化铅)、三仙丹(氧化汞)等,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。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,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,他指出,对丹砂(硫化汞)加热,可以炼出水银,而水银和硫磺化合,又能变成丹砂。他还指出,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,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。在葛洪的着作中,还记载了雌黄(三硫化二砷)和雄黄(五硫化二砷)加热后升华,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。

   此外,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,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。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,铜青(碳酸铜)治疗皮肤病,雄黄、艾叶可以消毒,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。这些记载,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。雄黄中所含的砷,有较强的杀菌作用。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,毒虫很怕它,所以中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。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,所以能治皮肤病。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,所以用来做防腐剂。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,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著述概况
抱朴子抱朴子图册

治学严谨
   葛洪治学严谨,几十年如一日,自经史百家到短杂文章,共读了近万卷。就以他编写《玉函方》(后缩短摘要写成《肘后方》)来说,就阅读了张仲景华佗等医书和百家杂方近千卷,“收拾奇异,捃拾遗逸选而集之”(《肘后方》自序)。他对苦读常常流露出得意之情。他说:“孜孜而勤之,夙夜以勉之,命尽日中而不释,饥寒危困而不废,岂以有求于世哉,诚乐之自然也”(《抱朴子外篇·勖学》)。 
葛洪不但重视学习书本知识,而且重视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。他乐于拜有知识的人做老师。他的从祖葛玄,在吴之时,炼丹学道,有一套本事,曾授给弟子郑隐。葛洪知道后,就去拜郑隐为师,把那套本事学了过来。后来,到了,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。鲍靓精于医药和炼丹的技术,见葛洪虚心好学,年青有为,就不但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,并且把精于灸术的女儿鲍姑也嫁给了他。
   葛洪在向书本和群众学习的同时,还特别注意对客观事物作深入细致的观察。他的观察力十分敏锐。这是他在学术上有所发现的重要条件之一。《肘后方》记载了他对各种病症长期观察的结果,其中有许多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。从中可以找到他临证细看的生动事例。例如,对沙虱病的记载:“山水间多有沙虱,甚细,略不可见。人入水浴,及以水澡浴,此虫在水中着人身,及阴天雨行草中,亦着人,便钻入皮里。其诊法:初得之皮上正赤,如小豆黍米粟粒,以手摩赤上,痛如刺。三日之后,令百节强,疼痛寒热,赤上发疮。此虫渐入至骨,则杀人。”这种病,是由一种形似小红蜘蛛的恙虫的幼虫(恙螨)做媒介而散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,流行于东南亚一带、中国的台湾省和东南沿海各省。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国外才逐渐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是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“立克次氏体”,并弄清了携带病原的小红蜘蛛的生活史。而他早在一千六百年以前,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,就把它的病原、病状、发病的地点、感染的途径、预后和预 防,弄得较为清楚,还指出此病见于岭南,与今天临床所见竟无二致,这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事。

《抱朴子·内篇》

    在《抱朴子·内篇》里,可以发现,葛洪曾做过汞与丹砂还原变化的实验。他在书中说:“丹砂烧之成水银,积变又还成丹砂”。丹砂,又叫朱砂,就是红色的硫化汞,将它加热后,分解出汞(水银);汞再与硫化合,又生成红色硫化汞。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,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。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。至今,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“升丹”、“降丹”,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得来的药物。葛洪的炼丹术,后来传到了西欧,也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。

《肘后备急方》

   他的医学着作《肘后备急方》,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(带在身边)的应急书,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。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,这都是他在行医、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,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,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,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、药物难找、价钱昂贵的弊病。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,用浅显易懂的语言,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,只要弄清灸的分寸,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。

   《肘后备急方》中收载了多种疾病,其中有很多是珍贵的医学资料。这部书上描写的天花症状,以及其中对于
天花的危险性、传染性的描述,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,而且描述得十分精确。书中还提到了结核病的主要症状,并提出了结核病“死后复传及旁人”的特性,还涉及到了肠结核、骨关节结核等多种疾病,可以说其论述的完备性并不亚于现代医学。书中还记载了被疯狗咬过后用疯狗的脑子涂在伤口上治疗的方法,该方法比狂犬疫苗的使用更快捷,而且有效,从道理上讲,也是惊人的相似。另外,对于流行病、传染病,书中更是提出了“疠气”的概念,认为这绝不是所谓的鬼神作祟,这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在当今来讲,也是十分有见地的。书中对于恙虫病、疥虫病之类的寄生虫病的描述,也是世界医学史上出现时间最早,叙述最准确的。

   葛洪在中年时,晋元帝及晋咸帝都曾赐召他高官厚爵,都被他拒绝了。后来,他厌于在家中总被人催请做官,又听说了交趾(今越南北部)一带有炼丹的原料,就主动要求到那里去做县令。皇帝以为这很辱没他的才能,但他并非为了高官厚禄,而是为了方便取得炼丹的原料。上任时,在他经过广州的时候,刺史邓兵留住了他,提供给他炼丹的原料,于是他就隐居在罗浮山,从事炼丹术。

个人成就
   道教
炼丹炼丹图册
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,在《抱朴子内篇》中,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,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,包括守一、行气、导引和房中术等;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,强调“欲求仙者,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。若德行不修,而但务方术,皆不得长生也”。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 律融为一体,要求信徒严格遵守。他说:“览诸道戒,无不云欲求长生者,必欲积善立功,慈心于物,恕己及人,仁逮昆虫,乐人之吉,愍人之苦,赒人之急,救人之穷,手不伤生,口不劝祸,见人之得如己之得,见人之失如己之失,不自贵,不自誉,不嫉妬胜己,不佞谄阴贼,如此乃为有德,受福于天,所作必成,求仙可冀也。”主张神仙养生为内,儒术应世为外。

   他在《抱朴子外篇》中,专论人间得失,世事臧否。主张治 乱世应用重刑,提倡严刑峻法。匡时佐世,对儒、墨、名、法诸家兼收并蓄,尊君为天。不满于魏、晋清谈,主张文章、德行并重,立言当有助于教化。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,长期从事炼丹实验,在其 炼丹实践中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。
他在《抱朴子内篇》中的《金丹》和《黄白》篇中,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,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,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,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,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,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,成为炼丹史 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。

   金城山有99座山峰、36处泉水、48个山洞。金城山又名金粟山、金山、金峰、金子岭,据说藏金粟数万石于广福门内金库中,里面有金马悠悠拉磨,倘若紧贴石壁,拉磨声便会隐约传来。金库童谣:石马(石马寨)对石鼓(打鼓寨),黄金亿万五。谁能识得破,能买重庆府。进山门100余米处是“小西天”;南京门传说是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所建。山上有“神仙洞”,据说东晋道学家葛洪曾在此修道,著有《抱扑子》等经书,每逢阳光灿烂之风,便将经书一一摊开,放在洞顶巨石上晒,以求得到真经,故名“晒经石”。

   医药学
葛洪葛洪图册
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,主张道士兼修医术。“古之初为道者,莫不兼修医术,以救近祸焉”,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,一旦“病痛及己”,便“无以攻疗”,不仅不 能长生成仙,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。

   他的医学著作《肘后备急方》,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(带在身边)的应急书,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。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,这都是他在行医、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,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,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,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、药物难找、价钱昂贵的弊病。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,用浅显易懂的语言,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,只要弄清灸的分寸,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。

   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。他所指的急病,大部分是我们现今所说的急性传染病,古时候人们管它叫“天刑”,认为是天降的灾祸,是鬼神作怪。葛洪在书中说: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,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。我们都知道,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(包括原虫、细菌、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)引起的。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,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,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。葛洪能够排除迷信,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,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   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里面,记述了一种叫“尸注”的病,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,并且千变万化。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,只觉得怕冷发烧,浑身疲乏,精神恍惚,身体一天天消瘦,时间长了还会丧命。葛洪描述的这种病,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。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。肺结核、骨关节结核、脑膜结核、肠和腹膜结核等等,都是结核菌引起的。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。

   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。犬就是疯狗。人被疯狗咬了,非常痛苦,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,只要听见一点声音,就会抽搐痉挛,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,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“恐水病”。在古时候,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。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。例如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《黄帝内经》里就说,治病要用“毒”药,没有“毒”性治不了病。葛洪想,疯狗咬人,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,从伤口侵入人体,使人中了毒。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?他把疯狗捕来杀死,取出脑子,敷在犬病人的伤口上。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,有人虽然发了病,也比较轻些。(发病轻应该是古人知识不足造成的误解,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100%,不管轻重都无差异)葛洪用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,含有免疫的思想萌芽。大家知道,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,注射脑炎疫苗可以预防脑炎,注射破伤风细菌的毒素可以治疗破伤风。这些方法都是近代免疫学的研究成果。

   “免疫”就是免于得传染病。细菌和病毒等侵入我们的身体,我们的身体本来有排斥和消灭它们的能力,所以不一定就发病,只有在身体的抵抗力差的时候,细菌和病毒等才能使人发病。免疫的方法就是设法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,使人免于发病。注射预防针,就是一种免疫的方法(现代免疫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,注射预防针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)。葛洪对狂犬病能采取预防措施,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。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。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,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,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,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。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,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。

   在世界医学历史上,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,一种是天花,一种叫恙虫病。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里写道: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,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,起初是些小红点,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,很容易碰破。如果不好好治疗,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,人还要发高烧,十个有九个治不好,就算侥幸治好了,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。小瘢初起发黑,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。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,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。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,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,比雷撒斯要早500多年。

   葛洪把恙虫病叫做“沙虱毒”。现已弄清楚,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,叫“立克次氏体”。有一种小虫叫沙虱,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,使人得病发热。沙虱生长在南方,据调查,我国只有广东、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,其他地方极为罕见。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,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。原来他酷爱炼丹,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。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。沙虱比小米粒还小,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。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,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。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,要早1500多年。

   据载,葛洪还撰有《肘后救卒方》和《玉函方》。“余所撰百卷,名曰《玉函方》,皆分别病名,以类相续,不相杂错,其《救卒》三卷,皆单行径易,约而易验,篱陌之间,顾眄 皆药,众急之病,无不毕备,家有此方,可不用医。”葛洪在《抱朴子内篇·仙药》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、生长习性、主要产地、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,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,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举凡名医,必有一段艰难的求学历程,以其超人的毅力去探索和学习。葛洪的一生可谓精彩,而且颇具传奇色彩,他的聪慧睿智帮助他开拓了医学上的新领域,在临床急症医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   葛洪一生著作宏富,自谓有《内篇》二十卷,《外篇》五十卷,《碑颂诗赋》百卷,《军书檄移章表笺记》三十卷,《神仙传》十卷,《隐逸传》十卷;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、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。另有《金匮药方》百卷,《肘后备急方》四卷。惟多亡佚,《正统道藏》和《万历续道藏》共收其著作十三种。

化学

   他是早期的化学家。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?在封建社会里,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,妄想长生不老。有些人就想炼制出“仙丹”来,满足他们的奢欲,于是形成了一种炼丹术。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,用火来烧炼。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,产生出新的物质来。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,当然是炼不出来的。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,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,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。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,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。
当时,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(氧化铅)、三仙丹(氧化汞)等,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。

   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,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,他指出,对丹砂(硫化汞)加热,可以炼出水银,而水银和硫磺化合,又能变成丹砂。他还指出,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,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。在葛洪的著作中,还记载了雌黄 (三硫化二砷)和雄黄(五硫化二砷)加热后升华,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。

   此外,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,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。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,铜青(碳酸铜)治疗皮肤病,雄黄、艾叶可以消毒,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。这些记载,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。雄黄中所含的砷,有较强的杀菌作用。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,毒虫很怕它,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。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,所以能治皮肤病。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,所以用来做防腐剂。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并非严格对立(聂文涛语)。作为一个道士,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,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人物影响

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

葛洪

葛洪
   他所指的急病,大部分是现在所说的急性传染病,古时候人们管它叫“天刑”,认为是天降的灾祸,是鬼神作怪。葛洪在书中说: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,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。都知道,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(包括原虫、细菌、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)引起的。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,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,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。葛洪能够排除迷信,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,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
  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里面,记述了一种叫“尸注”的病,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,并且千变万化。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,只觉得怕冷发烧,浑身疲乏,精神恍惚,身体一天天消瘦,时间长了还会丧命。葛洪描述的这种病,就是现在所说的结核病。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。
肺结核骨关节结核、脑膜结核、肠和腹膜结核等等,都是结核菌引起的。葛洪是中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。

  葛洪的
《肘后备急方》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。犬就是疯狗。人被疯狗咬了,非常痛苦,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,只要听见一点声音,就会抽搐痉挛,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,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“恐水病”。在古时候,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。
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。例如中国最古的医学着作《黄帝内经》里就说,治病要用“毒”药,没有“毒”性治不了病。葛洪想,疯狗咬人,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,从伤口侵入人体,使人中了毒。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?他把疯狗捕来杀死,取出脑子,敷在犬病人的伤口上。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,有人虽然发了病,也比较轻些。

   葛洪用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,含有免疫的思想萌芽。大家知道,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,注射脑炎疫苗可以预防脑炎,注射破伤风细菌的毒素可以治疗破伤风。这些方法都是近代免疫学的研究成果。“免疫”就是免于得传染病。细菌和病毒等侵入的身体,的身体本来有排斥和消灭它们的能力,所以不一定就发病,只有在身体的抵抗力差的时候,细菌和病毒等才能使人发病。免疫的方法就是设法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,使人免于发病。注射预防针,就是一种免疫的方法(现代免疫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,注射预防针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)。葛洪对疯狗病能采取预防措施,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。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。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,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,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,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。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,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。

 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,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,一种是天花,一种叫恙虫病。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里写道: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,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,起初是些小红点,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,很容易碰破。如果不好好治疗,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,人还要发高烧,十个有九个治不好,就算侥幸治好了,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。小瘢初起发黑,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。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,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。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,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,比雷撕斯要早500多年。

   葛洪把恙虫病叫做“沙虱毒”。现在已经弄清楚,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,叫“立克次氏体”。有一种小虫叫沙虱,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,使人得病发热。沙虱生长在南方,据调查,中国只有广东、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,其他地方极为罕见。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,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。原来他酷爱炼丹,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。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。沙虱比小米粒还小,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。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,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。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,要早1500多年。

《肘后方》影响力

   《肘后方》中首次详细描述了在古代肆虐一时的“天花”的症状、传入中国的途径以及流行情况。当然,《肘后方》中并无“天花”一词,而是名其为“虏疮”,之所以叫“虏疮”,是因为这种病最早在作战被俘获的俘虏中发现。据《肘后方》所述:这种疾病从西方向东方流传过来,很快传遍了全国,该病发作时,自头面开始,全身皆长疮,形状像火疮,疮头上有白浆,流出后很快又产生,如果不及时治疗,重症者多死,即便是治疗好以后,留下的紫黑色的瘢痕,要一年之后才会慢慢消退。对于这种外来疾病,此前的医学典籍尚未记载,《肘后方》的描述,对于认识这种疾病的由来具有重要意义,也为后世医家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不断积累经验奠定了基础。
   《肘后方》中还首次详细记录了一种“沙虱病”(恙虫病)。据葛洪描述:岭南地区的山水间多有沙虱,人在洗浴之时,或者阴天下雨时在草中行走,都会沾上此虫,这种虫子会钻入人的皮肤之中。开始时,皮肤上会有小红点,以手碰触,会有刺痛感。其后越来越严重,逐渐发疮,渐入至骨,甚至能够致人死亡。治疗的时候要用针挑出虫子,用灸疗法灸三四壮,则虫死病除。按:这种病是由恙虫的幼虫作为媒介散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,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流行,沙虱极为幼小,用葛洪的话来说,“其细略不可见”,几乎肉眼看不到。直到20世纪上半叶,国外学者才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。而葛洪在没有任何放大设备的情况下,却能够将这种病的病原、症状、发病地点、感染途径、治疗方法等描述得清清楚楚,这种细致的观察与严谨的医学态度,不能不令人赞叹。
对于给人类带来莫大痛苦的疟疾,《肘后方》的相关记载也很详细,不但有明确的分类,而且收录了方剂30余首,其中14个方子中都用到了一味药物—常山,现代研究也证明常山的确是抗疟的特效药。除了常山之外,《肘后方》中还收录了“青蒿方”以治虐,用法极为简单:“青蒿一握,以水二升渍,绞取汁,尽服之。”近些年,我国的中医药研究者根据《肘后方》的记载,成功地从青蒿中提取出了抗疟的有效成分—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,这一发明也被认为是抗疟史上的一次突破。。
遗书记载

葛洪葛洪图册
 陕西潼关隋朝皇家大墓中出土文物中有葛洪遗书,内容如下:
《嵇中散孤馆遇神》 东晋葛 洪             

   “纪年曰:东海外有山曰天台,有登天之梯,有登仙之台,羽人所居。天台者,神鳌背负之山也,浮游海内,不纪经年。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,见仙山无着,乃移于琅琊之滨。后河上公丈人者登山悟道,授徒升仙,仙道始播焉。

   有嵇康者,师黄老,尚玄学,精于笛,妙于琴,善音律,好仙神。是年尝游天台,观东海日出,赏仙山胜景,访太公故地,瞻仙祖遗踪,见安期先生石屋尚在,河上公坐痕犹存。至女巫之墓,墓与屋相连,人
与鬼同居,乃叹曰:“阴阳两界,实一墙之隔耳”。遂夜宿仙台,见月光泻泻,清风徐徐,碧波荡荡,仙岛渺渺,天台巍巍,星汉迢迢。赞曰:大美不言,真人间仙境也。忽闻谷中琴声幽幽,玄乐绵绵。寻声觅去,至一茅舍。屏息静听,恐乱仙音也。曲终,一清丽女子开门曰:“先生光临寒舍,不胜荣幸。请入内稍坐”。康喜遇知音,欣然入室。备茶对坐,方知是谷中女巫。虽人鬼殊途,竟一见如故,彻夜长谈。或论天地自然生死轮回之法,或证诗词音律琴棋书画之妙。谈至兴浓,康曰“敢问神女所弹何曲”。神巫曰:“情之所至,信手而弹耳,无名之曲”。康请教再三,始授之,今《孤馆遇神》是也。神巫曰:“见先生爱琴,吾另有《广陵散》相赠。此乃天籁之音,曲中丈夫也,不可轻传”。康问“何人所为”。对曰:“广陵子是也。昔与聂政山中习琴,形同骨肉也”。康恍然大悟,恭请神女赐之,习至天明方散。

   康毕生独爱此二曲,必择雅静高岗之地,风清月朗之时,深衣鹤氅,盥手焚香,方才弹之。虽有达官贵人求教,概不相传。及康将刑东市,三千太学生“请以为师”,终不得许。康刑前索琴而扶。玄起处风停云滞,人鬼俱寂,唯工尺跳跃于琴盘,思绪滑动于指尖,情感流淌于五玄,天籁回荡于苍天,仙乐袅袅如行云流水,琴声铮铮有铁戈之声,惊天地,泣鬼神,听者无不动容。曲毕慨然长叹:“
袁孝尼尝请学此散,吾靳固不与,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!”,竟慷慨赴死。海内之士,莫不痛之。”
作品选摘
葛洪葛洪图册
《嵇中散孤馆遇神》:
   “纪年曰:东海外有山曰天台,有登天之梯,有登仙之台,羽人所居。天台者,神鳌背负之山也,浮游海内,不纪经年。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,见仙山无着,乃移于琅琊之滨。后河上公丈人者登山悟道,授徒升仙,仙道始播焉。

   有嵇康者,师黄老,尚玄学,精于笛,妙于琴,善音律,好仙神。是年尝游天台,观东海日出,赏仙山胜景,访太公故地,瞻仙祖遗踪,见安期先生石屋尚在,河上公坐痕犹存。至女巫之墓,墓与屋相连,人与鬼同居,乃叹曰:“阴阳两界,实一墙之隔耳”。遂夜宿仙台,见月光泻泻,清风徐徐,碧波荡荡,仙岛渺渺,天台巍巍,星汉迢迢。赞曰:大美不言,真人间仙境也。忽闻谷中琴声幽幽,玄乐绵绵。寻声觅去,至一茅舍。屏息静听,恐乱仙音也。曲终,一清丽女子开门曰:“先生光临寒舍,不胜荣幸。请入内稍坐”。康喜遇知音,欣然入室。备茶对坐,方知是谷中女巫。虽人鬼殊途,竟一见如故,彻夜长谈。或论天地自然生死轮回之法,或证诗词音律琴棋书画之妙。谈至兴浓,康曰“敢问神女所弹何曲?”神巫曰:“情之所至,信手而弹耳,无名之曲”。康请教再三,始授之,今《孤馆遇神》是也。神巫曰:“见先生爱琴,吾另有《广陵散》相赠。此乃天籁之音,曲中丈夫也,不可轻传”。康问“何人所为?”对曰:“广陵子是也。昔与聂政山中习琴,形同骨肉也”。康恍然大悟,恭请神女赐之,习至天明方散。

   康毕生独爱此二曲,必择雅静高岗之地,风清月朗之时,深衣鹤氅,盥手焚香,方才弹之。虽有达官贵人求教,概不相传。及康将刑东市,三千太学生“请以为师”,终不得许。康刑前索琴而扶。玄起处风停云滞,人鬼俱寂,唯工尺跳跃于琴盘,思绪滑动于指尖,情感流淌于五玄,天籁回荡于苍天,仙乐袅袅如行云流水,琴声铮铮有铁戈之声,惊天地,泣鬼神,听者无不动容。曲毕慨然长叹:“袁孝尼尝请学此散,吾靳固不与,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!”,竟慷慨赴死。海内之士,莫不痛之。”

人物评价

文章微妙,德行为粗

葛洪葛洪图册
   葛洪在《抱朴子·尚博》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。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,于事无补,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,因此圣门四科,德行第一,文学其末,故德行为源,文章为流,德行为本,文章为末,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,不足为道。葛洪则指出:德行为有事,优劣易见;文章微妙,其体难识。夫易见者,粗也;难识者,精也。夫唯粗也,故铨衡有定焉;夫唯精也,故品藻难一焉。

    以文章为精,以德行为粗,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。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,哗众取宠,而是有其根据的。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,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,因此属于有事,容易判断,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,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,因此优劣易见。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,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,相对于德行而言,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,其体微妙,难于定规,而且由于众口难调,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,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。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,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,也有人将其贬入地,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,使人一时不知去就。

    葛洪还对德行为本、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,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,犹十尺之与一丈。谓之余事,未之前闻。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,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,将上天垂象、鹰负八卦、龟背六甲、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、文王周公之谥号、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,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,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性。他认为文之所在,虽贱犹贵,文饰能够提高事物的价值。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,梁简文帝萧纲、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,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   葛洪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。文饰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也是儒道两家长期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。道家强调保持先天的素朴的本质,全真保性,自然自足,反对外在的雕饰,认为五色令人目盲,五味令人口爽,五音令人耳聋,有机物必有机心,外在的文明只能伤身害性,对人没有任何好处。而儒家则强调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,认为礼乐教化和伦常分际相对于原始的浑沌状态是一种提高,人只能且只应作为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人存在,担负起的自己依照某种社会角色所应当承担的职责,人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存在,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换都是必要的、合理的,反对道家那种逃避社会、离群索居、鸡犬之声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。孔子对此持中庸的态度,他认为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,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,主张文和质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,不以质害文,也不以文害质,将先天的美质与后天的文饰结合起来。

   葛洪学兼道儒,在修身养性方面,他主张依照道家的原则,见素抱朴,不为物役,天真自然,不事雕饰,而在经世治国方面,他又赞同儒家的方式,重视教化,抬高文学,认为虎豹之皮胜过犬羊之皮,文饰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,也是合理的、进步的、有宜的。

判微析理,斟酌前言

    葛洪不仅力求提高文学与文章的地位,还对文章的选材和创作方法颇有独见,他在《辞义》篇中集中表达了这些观点。葛洪认为,构成文章的材料来自两个方面,一是判微析理,二是斟酌前言。文章须有待而成,所谓言出有据,这种根据不是自天而降,而是源于作者对外物的观察与思考,即所谓判微析理。文章有感而发,没有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真细致的观察和分析,就无从见其幽微、知其玄奥,如此则写出的文章不是空洞无物,便是人云亦云,缺乏见地和新意。葛洪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。

文贵丰赡,不拘一格

   葛洪出入道儒,学兼内外,其思想是复杂而又矛盾的,他一方面期于丘园,逍遥高蹈,想做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士,一方面又未免邦家之思,不忍独善其身,忧国忧民之热情溢于言表,表现在文学思想上,他一方面高扬文章的艺术价值,为魏晋以来的华丽文风辩护,一方面又反对不顾社会现实,不见民间疾苦,一味地香艳,粉饰太平,谄媚当路。他认为,文章形式的美尽管重要,但若徒具衣冠,言不由衷,缺乏济世救国之大志,不具赈贫扶弱之热情,这种美虽美无益,只能是一种苍白的病态的美。

    葛洪对为文之道的论述是全面的,除上述诸条之外,他还指出了作者易犯的毛病。一是缺乏自知之明,本为偏才,却不知扬长避短,强欲兼之,非要自暴其短,逞强好胜,故不免贻笑大方。二是才高文烦,广譬博喻,欲舍不能,故散珠碎玉,不成条贯,美人丰肌,难入楚宫,陆机才多之患,即此类也。三是思浅言工,文多质少,故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,皮肤鲜润,骨骼迥弱,华而不实,言不由衷。葛洪认为,真正的美文华章应当出自兼通之才,其人应博学多识,天文物理,无所不解,王道人事,无所不知,内外兼通,故能文质相应,外并日月星辰之高丽,内蕴大海玄渊之深妙,如此立言,方不负经国之大事,如此为人,自然身贱而名贵,千载而弥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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