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汝霖 编辑

曹汝霖(1877—1966),祖籍浙江。民国初年高级官员,新交通系首领。1877年生于上海。幼年入私塾,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。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。
五四运动时期,被指为卖国贼,住宅惨遭烧毁。抗日战争时期,曹汝霖不与日本人合作,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,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、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,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,算是保持了晚节。
中文名
曹汝霖
国    籍
中国
民    族
汉族
出生地
上海
出生日期
1877年
逝世日期
1966年
职    业
清末民初交通、财政高级官员
毕业院校
日本法政大学
原    籍
浙江

人物生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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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0年赴日本留学,支持君主立宪,反对孙中山共和革命。1904年归国,任职商部商务司。后被调入外务部。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。


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。
曹汝霖曹汝霖
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。
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。
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“二十一条”。
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,后兼署外交总长,并任交通银行总理。
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。
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。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,又向日本大宗借款,充作军饷。
1918年秋,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,向日本再次借款。他依仗在交通、财政方面所据要职,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。
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。五四运动中,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,放火焚毁其房屋。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他的职务。
此后转入实业界,仍任交通银行总经理,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,天河煤矿公司总经理,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,井陉、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。
1927年任张作霖军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。
1936年7月,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。
1942年3月,任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,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长。
1949年去台湾,1950年赴日本。
1957年迁居美国。
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,终年89岁。

人物轶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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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北京赵家楼的历史该不算太悠久,但却极有知名度,因为当年震惊中外的“五四”、“火烧赵家楼”即发生于此。赵家楼是老北京的一条胡同。楼为何冠以“赵家”,至今仍是一个谜。清光绪十一年朱一新撰《京师坊巷志稿》,于当时北京坊巷考注甚详,也许是赵家楼在当时不甚有名气,朱一新对赵家楼主人未加注解。岁月流逝,至今更加湮没无考了。赵家楼是条小胡同,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,据考原为前后曲折U字形走向,总长不超过三百米,后被一分为二,前边称前赵家楼胡同,后边则称为后赵家楼胡同。“五四”一把火,曹汝霖宅邸的东院基本焚毁。上世纪50年代后曹氏旧宅被拆除,于原址建起新楼,成为某单位招待所。后来又改为赵家楼饭店,门牌是“东城区赵家楼1号”。
周自齐、陆微祥、章宗祥、朱启钤、曹汝霖等人合影周自齐、陆微祥、章宗祥、朱启钤、曹汝霖等人合影
赵家楼何时成为曹汝霖的宅邸,迄今未见到准确资料。从回忆资料来看,曹宅当时分东、西两院,西院为中式房屋,东院则为西式平房。我所见过曹氏差人的回忆是1918年9月至曹公馆当差,可见成为曹宅起码是1918年。其实,曹汝霖不仅在赵家楼有公馆,他还有两房姨太太,分别在锡拉胡同和西观音寺有宅寓。大太太带着几位子女,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从原籍上海亦迁来,均住赵家楼。
曹汝霖与陆宗舆、章宗祥都原籍浙江,又同去日本留学,1904年一同归国参加“经济特科”,被清廷授主事职衔。曹汝霖任职商部商务司,后调外交部。北洋时期当了大官,几次丧权辱国,向日本大借款,还是“二十一条”谈判的参与者,被视为亲日派,所以“五·四”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。而最令曹汝霖生气的是,火烧曹宅说蜂起,有漏电失火说,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说,而支持、同情学生运动的报刊,也多采用此二说。当然目的是保护学生免遭当局迫害(学生激于义愤,首先点火者即当年北京高等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,后随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,1933年病逝)。6月10日总统徐世昌颁令罢免曹、陆、章三人职务,也否认学生烧毁曹宅,曹汝霖在医院看到报纸后,大为生气,马上找徐质问。始愤而以辞去交通总长等职务泄愤。罢官之后,仍担任交通银行经理(当时报章说曹辞去交通银行经理职务,实际依然保留)。但他经“五·四”风波,受刺激很深,发誓不再过问政治,愿做在野之民。他先潜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。一天后又躲进东单三条同仁医院,仍觉得不保险,又搬到北海团城(当时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管辖),闭门谢客。1919年冬,曹又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。他每以宋人戴复古《饮中达观》表述自己今后的志向,其诗云:“人生安分即逍遥,莫问明时叹不遭。赫赫几时还寂寂,闲闲到底胜劳劳。一心水静唯平好,万事如棋不着高。王榭功名有遗恨,争做刘阮醉陶陶。”看来,曹汝霖是将安分守己视为座右铭的。尽管如此,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郁郁寡欢。因为他尽管在租界当寓公,深居简出,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原谅他。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读书,却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,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独桌。课间、放学,也没有一个同学理睬他。这种情况,曹汝霖不会不知道,其内心痛苦之状可想而知。
在赵家楼修葺后,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处。但曹仍以天津居住为多。1922年,他于灯市口同福夹道又盖起一座新楼,东院有戏楼,甚为宏伟,后门则在箭厂胡同7号。11月,曹为父亲办“彩觞”堂会,大宴宾朋。直系上台后,因曹在北洋集团中属交通系,与皖系亲密,故他又搬到天津。同福夹道宅寓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,只留下后院,家人改从箭厂胡同后出入。1937年始将此处宅寓卖掉。
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,是一个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谜团。一般都认为曹恰巧不在,学生们则痛殴了章宗祥。实际上,据后来考证,曹汝霖早就闻听“学生们要闹事”,在家与章宗祥、日本人中江丑吉(此人在学生痛打章宗祥时以身体护住,才使章侥幸活命)、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(当时院中还有荷枪实弹的警察)。一种说法是学生们冲进来时,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。但据曹氏仆人目睹:曹听到叫骂声后,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,换上厨役的衣帽,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。

个人评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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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曹汝霖被定义为著名卖国贼的渊源之一,可以追溯到1905年。这年的11月17日,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、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,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,而“日本通”曹汝霖是作为袁世凯助手身份出现的。这次谈判签订的《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》和《附约》,其实就是将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细化与公开化。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,曹汝霖便从顾问变成了外交部次长,一屁股坐到了对日外交的火山口上。1915年1月18日,日本提交了公然印着军舰、枪炮的文件(就是当时称为卖国的“二十一条”)。曹汝霖在回忆录《一生之回忆》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:“此次会议,我与陆子兴(章宗祥别号)总长,殚精竭力,谋定后动……日本提之二十一条,议结者不满十条;而第五项辱国条件,终于拒绝而撤回。会议结果,虽不能自满,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。”“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,以讹传讹,尽失真相。”
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与日本公使日置益合影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与日本公使日置益合影
1915年5月9日,曹汝霖等将“二十一条”亲送日本公使馆时,曹汝霖也是“余心感凄凉,若有亲递降表之感”。
袁世凯死后,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“西原借款”,使得早前在“二十一条”谈判中极力主张对日强硬的段祺瑞向日本妥协。而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和担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、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此时已被推到强大民意的对立面。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,1919年6月,曹汝霖和章宗祥、陆宗舆被免职。
五四运动后的曹汝霖
五四运动前,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、财政总长、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,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。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,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,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,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,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。当时,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,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“三大卖国贼”。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“外争国权,内惩国贼”。“五四”当天,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,曹汝霖躲了起来。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,痛打章氏一顿,并放火烧了曹宅,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。后来,一些学生被抓,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、罢工及罢市。6月10日,卖国贼曹、陆、章三人被免职。
“五四”过后,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,后搬到北海团城(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)暂住。曹在这里足不出户,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,还改了个名字叫“觉厂”,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。
五四运动时,曹汝霖42岁。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,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,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。每年冬天,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。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,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,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,便雇他的车,拉到僻静的小胡同,叫车停下来,施舍给车夫一套,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。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。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。
上世纪20年代,由曹汝霖发起,共有20多人出资,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,取名中央医院。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,尚余20万元,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。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,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,穷人来看病,一概不收医疗费。后来新亨银行倒闭,医院所剩的几万元,改存汇业银行。汇业银行歇业后,又改存中南银行。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、名誉院长等职,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,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。只有他到医院时,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,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。
       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,日军侵占华北后,曾想强占这家医院。曹去找日军交涉说:“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,而且是慈善性质。”日军方罢手。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,一些名医如钟惠澜、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,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。医院的妇产科,也在此时创建,由林巧稚大夫主持。抗战胜利后,曹汝霖辞去院长,请钟惠澜继任,他对钟说:“我本是个外行,维持了十几年,虽然没有成绩,但幸而没有大过。日本人在这里,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。现在日本人走了,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。”新中国成立后,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,更名为人民医院。
曹汝霖旧藏吴昌硕《墨兰图》曹汝霖旧藏吴昌硕《墨兰图》
抗战军兴,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“晚节挽回前誉之失”,不愿在日伪政权任职,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。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,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,但曹汝霖不为所动。后来,王克敏曾给他挂上“最高顾问”的虚衔,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“委员长”时,又给曹汝霖挂了个“咨询委员”的空衔,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,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。北平沦陷前后,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,如段祺瑞、吴佩孚、袁世凯之子袁克定、靳云鹏等,但这些人都拒绝了。
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:“此事距今四十余年,回想起来,于己于人,亦有好处。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,牺牲了我们三人,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,总算得到代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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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